第五章 闪光
财富在不同人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尽管我的金钱帝国已初具规模，可由于我出生在一个富贵的家庭，所以在我身上很难发现那些暴发户们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为安全担惊害怕，过分沉迷放荡，以及厚顔无耻等等。而且，我也没有那种豪门子弟所惯有的好发号施令的脾气。尽管我也算得上是社交界的名人，但我并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我来说，拥有金钱仅仅意味着可以灵活地进行投资，去开发，去（很坦白地说）赚更多的钱。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我在工作上甚至更加努力了。我并不是因为担心害怕失去一切，而是真地乐意带给人们一些帮助。我这种愿意帮助人的心志甚至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尽管我已经先后建立起四家资产过百万的公司，但我在这一点上一直都没有改变。
不管怎么说，到1970年，建设我自己的那个金钱帝国成了我二十四小时的工作。虽然我已经卖掉了三家公司的股份----Niamco公司（医疗器械），Herbagere公司（无土草料种植机）和Menotti公司（电冷烫设备）----但我在一个街区里还拥有五桩大楼，那里可是休斯顿最好的地点之一。其中有一桩楼的面积多达4,500平方英尺，里面有我的住处，我在Maritronics公司的办公室和一个可以供应五百人就餐的厨房。那时有五百个人正在参加我们在节食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在与此相邻的另一个街区里，我还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诊所，它当时正在为想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获得新药许可证的五家大型制药企业漫无目的地进行着研究和试验。
我把一天当中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监督医学方面的专案，而其余的时间则全花在了发展长期以来我所偏爱的Maritronics International公司的上面。在Maritronics成立后的23年时间里，它已经促成了至少150,000桩婚姻，据调查其中只有七桩婚姻以离婚告终。与此同时，休斯顿的离婚率也从全国首位一下子下降到第十五位。
五十五岁的我现在可以很快乐地回顾我的人生。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如果我能帮助足够多的人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么我也会得到祝福。我所有的事业都在蒸蒸日上，生活中的每件事也都非常顺利。
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勤奋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休息时间。很快，这种过度劳累的生活就开始上门向我讨帐。
很坦率地说，我觉得自己也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我的两个孩子此刻还都在学校里读书（金泊莉还在圣安东尼奥，彼得则被我送进休斯顿的圣托马斯大学）。而我即使是在做商界女强人的时候，也总是尽可能多地拿出一些时间来陪这两个孩子。
我开始想享受生活。退休的想法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下定决心要简化我手里把握的股份，这样就可以减少我要担负的责任，我也就可以重新再回到高尔夫俱乐部去了。我也更渴望去骑马，渴望抛开时间限制去旅行，渴望午后能懒懒地坐在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旁，惬意地喝着饮料。
在我考虑半退休的同时，我也开始捐赠我的部分财产。通过几位很有名的朋友，我建立起一些大学奖学金。后来，有来自全国各地著名学府的四百名莘莘学子领到了这些奖学金。我并不是想要以此来提高我的声誉，我只是喜欢帮助年轻人。
我也为彼得和金泊莉做好了安排，他们在毕业之后就会分别得到已经计划好的遗产继承权，到时他们就可以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
当我决定半退休的那一刻，我的大脑里一下子充满了各种奇思异想。而当我不那么拼命工作，并在诸如打高尔夫球这一类活动中获胜的时候，幸福的往事也会涌上心头。
我不能再要求什么了。一切都非常地顺利----我的个人生活，我的计划。所有一切。
“那为什么，”我问我自己，“我对那些生意似乎还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不安呢？”似乎有人正在暗中策划着一些神秘的、让人说不清楚，甚至是不祥的事情。
“这只不过是我的想象，”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一点。“这只是因为自从我决定退休之后，我甚至更加班加点地工作了。”
但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说实话，我对生意上的事情管地越来越少了。我在医疗诊所里主要只和护士、五位医生、心理学家和研究专案的负责人有一定的接触。尽管我每天都会在那里呆上半天，但我已经把绝大部分的管理权都交给了我的助手----赛尔妲。
这样，我通常就可以在Maritronics公司里呆上另一个半天，把精力集中到帮助那些就快要结婚的情侣以及向他们提供咨询和建议的重要工作上去。
尽管我忙于从事咨询和研究的工作，但我还是注意到在那些为我工作的职员----那些和赛尔妲工作关系密切的人----中间，有一种快速的、无法解释的人员变动。
一位和我一起共事了15年的会计师突然之间就离开了公司，临走之前一句话也没有留下----他要么就是搬到了另一个州，要么就是与赛尔妲和他的兄弟之间有瓜葛。
其他那些我所一直信任的雇员也在接连不断地离开公司。实际上，这种人员变动在1970年的最后一个月里就有16人次之多。老职员们一个一个离去了，而他们的工作则都被新来的员工接替了下来，可我对介绍他们来这里的那家职业介绍所一无所知。那家介绍所每次都是和赛尔妲直接联系；她帮助选拔新职员并送来其中一些人工作进展的报告来给我看。
这种人员变动是我所极不愿意看到的，因为我此刻正在盘算着要尽量减少我在生意上投入的精力。我根本就不想参与训练新员工这样的事情。幸好，赛尔妲在这件事上也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我感到我在什么事情上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究竟是什么？我琢磨不出来。
但我又想，要是哪件事情上出现了可疑之处，赛尔妲一定会知道的。
赛尔妲是在1970年经由他人极力推荐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很快就发现她在管理方面的确是位理想的助手。她四十多岁，性格开朗，有着迷人的身材和兰色的双眼。但是，藏在她外表下面的却是一颗冷酷的心。她对所有那些与我们一起共事的职员并没有真地有过什么同情心。但她用勤勉、忘我的工作弥补了缺少同情心的不足。很明显，她的表现和推荐信里的内容完全一致。无论是从头上红色的卷发还是到脚下时髦的鞋子，她给别人的印象都是一个典型的管理者的形象。
在最初的三个月里，赛尔妲和我一起工作，她确实卸下了压在我肩头的许多重担。她对每个细节都很认真，所以我交给她的权力越来越大。她甚至还帮彼得办理了大学的入学注册手续，并鼓励他去寻求他自己的“小天地”（我本来让他住在我的一所公寓里）。
她是一股安静的旋风，使我在事业和家庭等方面一下子都进展得十分顺利。当我和500位节食志愿者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专案时，她更是设法使我的食谱和办公楼的那间大厨房里所列的食谱基本相同。许多诸如此类的细微的感动，使她成为我心目中一位极宝贵的雇员，特别是我可以由此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简化商业股份的工作上面去。
我甚至让赛尔妲替我写支票----除了在上面签名----并替我完全照料所有的帐目。正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她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既然她是一位如此可信而又有能力的雇员，所以我觉得在生意中一旦出现了任何严重的纰漏，她都一定会来提醒我加以注意。但是，这还是不能打消我那种令人头痛的感觉。我在信任和怀疑之间不断左右徘徊着。
赛尔妲是我那家医疗诊所的经理，那家诊所和我的Maritronics公司同在一条街道上，前后只隔了两道门。由于她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赋予她了特别的权力和极为丰厚的薪水。我觉得我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信赖她。
她把诊所管理地井井有条。每天，节食研究的参与者们都要到这里来量体重，把他们身体各重要器官及情绪状况都一一添到表格里，还要测血压，最后拿走两个盛有当天食物的塑胶饭盒。
赛尔妲考虑地非常周到。在厨房里的那些厨师耶诞节休假之前，她替我额外准备了些食物并把它们放进我家中的冰箱里，好让我不必再费心去准备食物。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是她所特有的。
实际上我对这些从厨房送来的食物并不喜欢。我认为我也应该参与到这项研究中来，可我总觉得我的食物里有一股怪味----像是里面加进了某种能使肉质变嫩的软化剂。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赛尔妲并让她查一下，但她后来向我报告说这只是加在食物里的某些特别的混合调料的味道。
“你很快就会习惯这种味道的，”她这样向我保证说。
耶诞节前，我越发地感到倦怠，精神萎靡不振。但节日里的那些活动----和朋友们共用晚餐，参加晚会等等----让我深深地被这里的节日气氛所感染，而我也不再想碰诊所里那些见鬼的食物了。很奇怪，虽然在这个假期里我的饮食毫无规律，可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我把赛尔妲送来的那些冷藏食物统统扔进了垃圾堆。
新年过后，职员们都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我们的厨房也重新忙碌起来。赛尔妲也看到我又重新吃起了那些现做的进行节食研究的食物。几乎与此同时，我又觉察到了假期前的那些症状----恶心，胸口有种被什么东西紧紧揪住的感觉----这些症状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所有这些症状在三月六日，星期六那天突然变得十分严重，我去见了麦克奎尔医生。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曾经和我订过婚。他给我诊断的结果是食物中毒，随后他非常友好地给我上了一课，告诉我该如何好好地照顾自己，然后又嘱咐我要好好休养，最后把我送回了家。
那种令人烦躁的忧虑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有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不对头，但我想我可能是太劳累了，所以我还是告诉自己说不要瞎担心了。
1971年初，我收到一封令人心烦意乱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好朋友的亲戚写来的：
贝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你不必担心----一切到最后都会没事的。
神要我为你代祷。你还记得几年前你住进医院，有位医生要为你摘除喉头吗？那时你的嗓子有癌症，已经有几个月说不出话来。神派我到休斯顿为你祈祷．．．
是的，神现在让我为你祈祷．．．
我从未见过给我写这封信的人，但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她跟几个特别的宗教团体有关系。在艾奥瓦州，我们称这种人为“Holy Rollers”。我十几岁时就曾经遇到过这种人（在礼拜的时候，有两个女人把我带到后面的一个房间里，用一种听起来很奇怪的语言为我祷告）。回头想想，我一连串“幸运”的成功都是从那两个女人为我祷告之后才开始的，但我曾经对此感到很不舒服。而写这封信的人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我很难搞清楚这封短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一种鼓励？一种警告？她还要再来休斯顿为我祷告？不管是什么原因，这封信都太奇怪了，于是我把这封信扔到了一边。
尽管我发觉有些事情不对头，可是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任何一件事。一切进展都很顺利。在商界，我已经登上了顶峰，退休的日子即将到来，我正处在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岁月里。
1971年三月七日是星期天，这一天我本应该去茹碧家里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和可口的甜点，渡过美妙的一天。茹碧和她的丈夫约翰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的房门和游泳池在星期天总是敞开的。他们家一直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那里有风趣的谈话，有笑声，而且时常有一些著名的面孔在那里出现。如果是在以前，我应该早就动身往那里去了。
但这次相反，我决定去参加圣温森特·迪保罗教堂七点钟的清晨弥撒。我从来没有这样自己一个人到那里去。我只是在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才去教堂，这是因为我想让他们把每周的敬拜作为生活的惯例继续下去。
但这次我到了那里，一个人，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想祈祷。我真地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当然我也并没有对祈祷的结果抱有任何奢想。我是说，我除了有一副乐于住人的心肠而且曾经帮助过许多人之外，我并没有什么虔诚的信仰。可是，此时我很想祈祷，特别是在此刻，我身边正在涌动着一股凶险的暗流，似乎有什么事情正在暗中酝酿着，这些搞得我心神不安。
“主啊，”我说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干涩而僵硬----“我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一种恐怖正在占据这我的生活。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帮助我。”
这些话听起来好象里面并没有什么圣灵的感动。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不过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只是希望祈祷能早一点结束。
我从跪倒的双膝上站起来，离开了教堂。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有个人从行驶着的车子上向我挥了挥手，随即那辆车子在一旁停了下来。是拉娜。这位年轻的妇女四年前曾为我工作过，她当时是我的职员，后来也作过我的行政助理。当她生病的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她被迫辞了职。她的母亲最近刚去世，她也因此从每天11点～7点在本·陶乡村医院里的探视中解放了出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拉娜就是神对我祈祷的答应，我决定信任她。
“帮我个忙，”我说，“明天两点到我公司来，在那里呆到下班。好象有件奇怪的事情要发生。注意观察一下，看看你是否能从中发现什么----或是你想那只是我的想象。下班后我们一起吃饭，那时你再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拉娜马上答应下来我的邀请的时候，我知道神已经听了我的呼求。
像她许诺的一样，拉娜第二天来到了公司。当那个电话打来说安娜姑妈心脏病发作，被送进西南综合医院的时候，她还一直在那里。
“等着我别走，”我一边喊着一边冲向了汽车。
但是拉娜和我永远也不会再有什么机会谈论公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永远也不能再共用那顿迟到的晚餐了。
我那安逸、美好而又慷慨的世界就要被粉碎在一个活生生的地狱里。
第六章 死荫的幽谷
在我的公司里，赛尔妲正在整理一天的工作。当她看见拉娜还在那里的时候，就问道：“你还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等瓦格纳博士回来，”拉娜回答道。
“哦，瓦格纳博士今晚不回来了。我刚刚和她通过话。生意上有些急事要她赶紧去处理一下。”
“那么她的姑妈怎么样了？”
“现在没问题了，”赛尔妲冷静地回答道。“那个电话里的消息不是真的。她的姑妈没事。你也该回家了。”
“可要是这样的话，我敢肯定她早就该给我来电话了，”拉娜坚持说。“她知道我在这里等着她。”
赛尔妲耸了耸肩。“对不起。我只是在告诉你她对我说的话。我知道的只有这些。”
拉娜知道我曾对公司里的一些事情感到怀疑。或许这就是拉娜为什么没有再对赛尔妲多说一句话的原因。她走出公司，上了车，直奔向西南综合医院。当她到了医院的时候，她在停车场里没有看到我的车，但她还是走进了那幢几乎没有人的大楼里。很显然，她撞见了那个给我注射的护士。
“我在找安娜·卡奈丝住的房间，”拉娜问道。“可以告诉我她住在哪l里吗？”
“卡奈丝？这里没有这个人。”
拉娜一下子被困惑住了。“肯定有。你们医院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瓦格纳博士，说她的姑妈因为心脏病发作要被送到这里来。”
拉娜并没有那么轻易地就放弃了。她不停地提出问题。有一次那个护士说我是罗纳德．福尔摩斯医生（这位医生臭名昭着，曾因授权使用电击疗法而与阿特西亚厅丑闻案有牵连。电击疗法由于会对许多患者的大脑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而早已被废弃不用了）的病人。可当拉娜给我们许多年来共同的私人医生麦克奎尔医生去电话时，那个护士却又对麦克奎尔医生矢口否认此事，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叫卡奈丝或瓦格纳的人到过那里。
那个护士更加引起了拉娜的怀疑，她于是请求麦克奎尔医生前来帮忙。他亲自来查看了那里的情况。实际上，他来了好几次。他告诉他们他是我的医生。有一次他甚至说服了警察和他一起到了那里。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每一次都说我不在那里。
在楼上，在那间120病房里，我正遭受着最野蛮的折磨。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当我的知觉恢复过来的时候，最先闯入我脑海的就是那两个虐待狂的大脚。我记得他们的靴子狠狠地碾在我的头上和嘴唇上，就像是空气钻一样不停地砸向我。被困在这间被死一般的寂静所笼罩的房间里，我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在我昏沉沉的大脑里，有一个问题始终反反复复地纠缠着我----“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怎么会？”
当房间不再那么天旋地转的时候，我才发现此刻我只有右眼能看得见。我本能地，尽管也费了很大力气，抬起右手伸向我的脸。这轻微的接触霎时间使我的全身都感到一阵阵剧烈的疼痛。
我能感觉到左眼球已经从眼眶中凸出去很远，我甚至连左眼的眼皮都无法睁开。
我的下巴已经粉碎了，肿胀得很厉害。手指上有好多破碎的皮肉挂在指头上面。
“我的脸！噢，神啊----他们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真是不可思议，我竟然还有知觉。但我能感觉得到的只有那令人痛不欲生的毒打。我的双手上面沾满了那些缓缓流出的粘粘的鲜血。
我在四周围小心地摸索着我的手袋，想拿出些卫生纸擦去脸上的血迹。那么小的一个动作也使我感到一股更加剧烈的疼痛，我又不禁全身一阵震颤。我发现我的胳膊也脱臼了。
我摸索着，可是在这粗糙的地面上，没有一个东西摸起来像是我的手袋。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周围的黑暗。街对面闪烁的时间－温度指示牌投进来昏暗灯光，借着这暗淡的灯光，我辨认出房间里仅有的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但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手袋的影子。
手指不断传来的阵阵巨痛迫使我不得不看了看我的双手。
“我的戒指也没有了！”
所有那些漂亮的戒指都不见了，只有几天前蒂芬妮刚为我打的那只荣誉戒指还在。这只戒指焊在我的手指上，上面的钻石是从各式各样的胸针、戒指和项链上取下来的，用来表彰我在各个领域里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取得的成就。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只戒指代表了我的一生，但现在它的外面蒙上了酒红色的液体。它陷在那些模糊的血肉之中，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手指，而此刻那根手指已经肿得像香肠一样粗。
我不久就回忆起来，但还不能十分肯定，就是我有段时间曾经苏醒过来，那时我感觉到警卫们正野蛮地拔着我的手指上的戒指。在我再次失去知觉之前，我又想起来他们曾一边诅咒着，一边用一把像是不太锋利的切菜刀之类的东西，费力地要把那些套得很紧的戒指撬下来的恐怖情景。显然，他们没什么办法取下那只荣誉戒指。
我小心地摸了摸脖子和手腕，心里已经知道我不会找到些什么。所有那些漂亮的珠宝、我的手表和几条项链都不见了。我知道这一次我不会那么幸运了。
“他们可能就是为了这些才这样做的。”但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打电话跟我说安娜姑妈的事。这样还是解释不通。
“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我现在不愿再去想那些珠宝的事了。我此刻正冻得直发抖。我的大脑因为他们给我注射的药剂还十分混沌。我的左眼根本看不见东西，右眼看到的东西也总是模模糊糊的。
我颤抖着，竭尽全力保持着清醒。有一股力量驱使着我拖着身子移向那张破旧的床。我想尽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终于爬到了床上。
我抓起床单的一角，用尽力气擦着那些正在嘴唇、牙齿和脸上凝结的血块。
“要是能喝点水，再有一条毛巾该有多好！”真奇怪----在这种最糟糕、如同进入地狱的时刻里，人的脑海里竟然会划过这样的想法。尽管我的嘴唇已经皮开肉绽，根本不能刷牙，我还是禁不住想，要是能用干净的牙膏把那些腥涩难闻的血水味道都从嘴里赶出去该有多好。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这时我尽量仔细地把周围观察了一番，估计了一下当前的形势。
当我的右眼终于可以看到东西的时候，我发现这间用来囚禁我的屋子显然有挺长一段时间没人住过了。墙壁已经有了裂缝而且非常脏。街对面闪烁的灯光反射到已经斑驳不堪的油漆上，反射到天花板上布满蜘蛛网的角落里。唯一的那扇门上只有一块玻璃，它只比我高一点点。朝着外面的那堵墙上有三扇带栅栏的窗户，都镶着一整块又大又厚的树脂玻璃。
就算我在那个时候用尽力气去喊，我的声音也不会透过三楼的窗户传到外面，让外面的人听到。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使我浑身僵硬，动弹不得。我完全是一个人，被毒打了一顿，又被关进了这间充满怪味、恶臭的屋子。想要从这里逃出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陈腐的尿味。那种恶臭混杂着我身上已经干涸的血液的味道，又使得我感到一阵阵恶心。我陷入一种半清醒的狂乱之中。
半梦半醒之间，我渴望着太阳的升起能驱散这场噩梦。不管是赛尔妲、拉娜，还是麦克奎尔医生，一定会有人救我出去的。一定。
但是这些并没有发生。
在无休无止的疼痛过后，实际上只经过了几个小时，那个皮包骨头的护士又来到了我的面前。她点亮了一盏闪烁不定的荧光灯。我还没有来得及明白过来，她手中的注射器就再一次透过罩衫的袖子扎进了我的身体。我已经被揍得根本就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了。
“这．．．这是．．．止．．．止痛药吗？”我轻声咕哝着。“因为如果是的话．．．我对药物过敏．．．我不能用阿司匹林。”
“见鬼，不是那个，”她怒吼道，“这只不过是让你能安静下来的药，免得你乱喊乱叫地喊救命。”
她眯起了眼睛，但只是生气地瞪了我一会儿就离开了房间。很快，镇静剂就再次把我带到了仁慈的黑暗世界里。
醒来后过了一会儿，我注意到阳光穿过窗户泻进了整个房间。我还第一次注意到树脂玻璃和窗户外层的玻璃都用许多十字花螺丝固定着。差不多有几百个。
门开了，一位身材纤弱的年轻黑人护士助理走了进来。她的白大衣上挂着一张兰色的证件，手里小心翼翼的端着一个盛着早餐的托盘。她一句话也没说，把托盘放在床头几上就赶紧离开了。有点奇怪。我开始想她可能是害怕我----她想我是个可怕的精神病患者。但立刻我就看到了真正让她感到害怕的原因----那个金刚正守在我的门外。当那个女护士走过他的身边的时候，他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听到门又是像昨晚那样被反锁起来。
一看到食物我的胃里就感到恶心想吐。我的牙齿都松动了，牙床也损伤地非常厉害。但我知道不管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保持一定的体力。最后，经过好一段时间的考虑，我决定暂时先试着吃点东西。
托盘里有一小罐牛奶。我打开瓶盖，也不顾已经皮开肉绽的指节传来的阵阵钻心的疼痛，把白色的液体倒进了一碗煮好的麦片里。
我努力把勺子送进肿胀的嘴唇里去，当我尝到的第一口的时候，一种恐怖，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是那种几乎相同的味道----铜的味道，像是肉质软化剂----就跟赛尔妲给我带来的食物的味道一样。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个晴空霹雳。
我向下瞅了一眼，忽然看见那个装牛奶的纸盒在靠近上面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针孔。这可能只是我的想像，但它看起来确实像是有人用针头刺穿了盒子。
“毒药？”这种想法甚至想起来都太离奇了。“有人一直在给我下毒----或许甚至想毒死我！但为什么？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到底是谁？”
这一连串令人瑟瑟发抖的问题就像是刺鼻的烟雾弥漫在不透风的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
我所住的三楼里面一片寂静，既没有嘈杂声也没有什么人走动，这不由得使我相信我一定是这层楼上唯一的病人。
我强迫自己站起身来。谢天谢地，我意识到----尽管挨了顿毒打----我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断。我四肢僵硬。迈出的每一步都痛苦地折磨着我的大脑。透过玻璃我向窗外望去。停车场上稀疏的车辆说明这家医院的生意很清淡。我注意到我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车不见了。我的钥匙、汽车、手袋和所有那些信用卡----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加剧从我心底里升起来的那种恐怖。
“可他们为什么把我当做人质关在这里----在这间屋子里？”
整整一天我都在清醒的边缘上徘徊着----一阵清醒一阵昏迷，一阵昏迷又一阵清醒。那支镇静剂在我的身体里产生了奇怪的反应。
这个房间成了这场令人难以想像的无尽的噩梦的恐怖背景。这里没有逃走的可能，没有片刻的解脱，没有希望。
在我被囚禁的第二天夜里的晚些时候，金刚和他的同伴突然闯了进来。他们揪住我的头发，其中一个人用一根射出刺眼的亮光的电筒照着我的脸----就那么直接照着。在对我的各种折磨中，这成了一种可能随时发生的新的暴行。我被吓坏了，只要还能保持一点清醒，我就不敢合上眼睛睡觉。
我浑身上下一块块鲜血淋漓的伤口和被打伤的部位，特别是我那只伤势极为严重的眼睛急需要进行处理，但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处理这些。我没有水。这里没有浴盆，甚至连一个下水道也没有。这里也没有任何的卫生洁具。
因为我从未用过药力强劲的药物，他们给我进行的注射和加进了药物的食物引起我严重的腹泻。我努力哀求警卫准许我上厕所，可是门外没有任何反应。腹部阵阵的绞痛使我不得不弯着腰，最后没有办法，我不得不使用了房间的一角。
这是我一生当中不得不做的一件最令我感到难以接受的事。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挑剔，一丝不苟的人----或许对错误来说是如此。但当我被迫在这间早已臭气熏天的房间里的一角方便的时候，所有的骄傲和自尊都在这种屈辱中荡然无存了。
“神啊，这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出去？”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只是加深了恐怖。对药物的急性过敏使我患上了严重的潮荨麻疹，浑身痒得要命。我下定决心绝不再吃任何东西，除非是有看起来安全一些的面包或是那种硬的小圆面包。
对我的毒打越来越多。最开始，当那个金刚和他的同伴闯进房间里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是要强暴我，杀了我还是要干其他什么。
我的父亲曾教给他的女儿们一招百发百中的踢腿动作----“ 他的要害部位！”他曾这样对我们说----这一招会打败任何想找我们麻烦的男人。
所以我这样反抗着，但在这两个男人的包围之下，我那些拼命的嘶喊和手抓脚 显得是那么无助。很显然，他们都很习惯对付那些不愿意合作的精神病患者。他们有一种用皮革包着的像船桨一样的东西，其中一个经常用它来打我的后背、臀部和大腿。
每一次的重击都向我的全身传递来一阵新的焦灼和羞辱，提醒着我他们在这里掌管着一切，我不再有任何的权力，正在一个无底的深渊中迅速下坠着。
许多时候我都是成“大”字型被牢牢地绑在床的四个角上而饱受毒打的。每次被殴打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片黑暗扫过我的脑海。我真得相信死亡就离我不远了。我也不再在乎什么了。
但每次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又会再一次地醒来，发现我还是在这间熟悉的、地狱一般的屋子里。
在那些日子里，我时时刻刻都在琢磨着在些这可怕的折磨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纵着一切。我没有什么敌人----据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
第一天过去了，接着又是第二天，我意识到抢劫不可能是他们唯一的动机。甚至在得到了我全部的珠宝、我的手袋（里面有Maritronics公司开具的数额为三千美金的支票）、信用卡和凯迪拉克汽车之后，他们还没有杀了我。
不。一定还另有原因。或许我是被绑架了，他们要的是赎金。不过这很奇怪，尤其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还是一个对我很了解的人。尽管我是毕特家族的女继承人之一，但在我的父母去世前很久，这笔钱就已经被托管，被用于投资，被花掉了。任何和我比较亲密的人（至少是知道可以用安娜姑妈的名字把我骗来的人）都会知道我手里面的流动资金很少。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拿去赚更多的钱去了。这些我都让Haskins and Sells公司替我照看着。我们全家人和我的情况都差不多。
“这肯定不会是绑架这么简单。但还有什么呢？”
不久，我的身体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接着是脱水。他们不准我洗漱，只有在强迫我每天吞下一些大药片的时候，他们才给我一点水让我把药冲服下去。我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些药片就是锂片剂，这种药有时被用来治疗那些癫狂症与忧郁症交替发作的患者。我明白它对一个正常人会造成什么样可怕的副作用，所以我知道绝不能吞下一粒药片。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每天当我吃药的时候，至少会有一个警卫和那个皮包骨头的护士一起走进来，并把药片强行塞进我的嘴里。然后他们就像是对待狗一样，把水倒进我的嘴里，再用手摩擦我的喉咙使我把药咽下去。
但是，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能把那个药片藏在舌头下面，当水顺着喉咙下去的时候药片并没有一起被冲下去。随后，当那几只恶狼幸灾乐祸地离开房间的时候，我就吐出药片并把它们藏在床垫下面。因为那张床的床单从来也不换洗，所以那里看来是个很好的地方。当（如果能）我从120房间出去的时候，我要把这些药片也带出去作为他们那些兽行的证据。
那种虐待一样的注射还在继续进行着。在药力消退的片刻，我计算出他们正试图每天给我吞服6000毫克的锂！在给许多不同类型的心理病人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即使是病情极为严重的癫狂症患者，他们每天最多也只能服用300～600毫克的锂。
这些药，我的食物里的铜的味道（跟赛尔妲给我的那些节食研究用的食物的味道一样），对安娜姑妈的了解----这一切看起来都和近来在公司发生的那些怪事有联系。
“可是赛尔妲会知道这些的。她会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我敢肯定。”
我问他们，可是那些恶狼----在他们不时地闯进房间里来的时候----根本就不和我说话。从他们那里我一点暗示也找不到，我得到的只有痛苦。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不管我问得是什么事情，他们都打我打得更狠了。
在我的地狱生活中，只有那个黑人姑娘，那个给我送食物的护士助理似乎对我还有些怜悯之情（她叫“珍妮”----我是从她胸前的标牌上看到的）。
一天早上，当她端着装着早餐的托盘走进我房间里来的时候，她紧盯着我青肿的面颊小声对我说，“需要我帮忙吗，夫人？”
她恐惧地回头望了几眼看看是否有人听到了她说的话。我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她看起来一副纯真的样子，我想我能信任她。
“珍妮，”通过那张依然皮开肉绽而且还肿着的嘴，我小声咕哝着说，“如果你能到休斯顿市中心给我的朋友，卡尔·沃尔克法官带去一封信，我就给你一百万美金！”
还没有说完我就知道我说错了。她的眼睛像碟子一样睁得大大的。她给吓坏了----“夫人，我害怕，要是他们发现我要把你的纸条送到你的法官朋友那里，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呢。”
太迟了，我意识到这么大一个数目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即使我没有那么多的流动资金，但如果她真地带去了我的信，我也会想办法凑齐这笔钱的，----我对这种生活真的是到了如此绝望和恐惧的地步）。如果我出的价钱少些，比如说像一百美圆这样一个她能够理解的数目的话，那么她或许真地会冒这个险。
但她也确实为我做了些事情。她开始把一些东西，一只钢笔和一些小纸片，藏在白大衣下面带给我。我想记录下来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写下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每一个想法，每一次情绪波动，以及他们在我的肉体和心理上所造成的伤害的每个细节。
“如果我不能活着走出去，或许这些记录也能起到一些作用。至少会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消失了。”
这些纸和那日益增多的一小堆锂药片都被我藏到了床下面。
当然我有很多时间来仔细检查一下空荡荡的四周。即使我的大脑因为注射而感到昏沉沉的，可总还是有药力散去的片刻。在那个时候，我就把每一个细节都记录下来。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
不管什么时候，门外至少总有一个警卫在守卫着。我能听到有人在门外踱步的声音，咳嗽的声音，有时甚至是低沉的谈话声。
从窗户向外看，我可以看到那条大街和停车场。我仔细检查后发现，每扇窗户从最上面到窗框的底部共有五根铁条拦着。全部三扇窗户又都从离地面两英尺的地方直到窗户的最上方，用树脂玻璃墙（我在第一个晚上就注意到了）又遮了起来。在树脂玻璃墙和铁栅栏之间是一些小块窗玻璃，这些玻璃用了200颗十字花螺丝钉来固定。不是199颗，也不是201颗----正好200颗。在那些日子里，我为了让我的大脑保持清醒，让我自己在注射的影响下还能进行一点思考，为了强迫自己想办法逃出去，我不知已经把它们数过了多少遍。所有的一切都显得毫无希望。
即使在那恐怖的噩梦里，我也很明白和现实保持接触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仅仅看一眼街对面的时间－温度显示牌，也会使我感到我还和外界保持着一种近乎令人欢欣的联系。
同时我也在不断重复着其他一些我还能想起来的实际问题：重复我的名字，我的地址，我的电话号码和工作里的细节。通过观察窗外的日出月落，我记录着在这里的日子，草草地把日期写在那些纸片上。
我甚至数过那颗荣誉戒指上的钻石，那58颗钻石依然还蒙着一层血迹。我强迫自己回忆每一颗钻石的来历----那个颁奖典礼，但在许多时候因为药力的作用，我记不起来太多的事。而在那个时候我的大脑昏沉沉地根本无法思考，这越发使我觉得泄气了。
但不管怎样，我一直都在设法不断肯定我自己的存在。我让我自己相信我还活着。有的时候我不顾一切只想活下来。而有的时候我则毫不怀疑我马上就会死去。
痛苦的折磨在一分一秒地不断延续着，就像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噩梦席卷着我的全身----殴打，注射，珍妮纯真的面庞，那个金刚，还有那个他在一起的家伙，那个皮包骨头的护士，罗杰（一个和珍妮交替给我送食物的小伙子----当我求他帮助我的时候，他看起来吓坏了）。有时我在想我是否正在离现实越来越远。现在的我几乎已经无法再保持那种对事物的正确观察了，尤其是当那一管针剂把我送进那旋转着的麻木的黑色深渊的时候。
第八天，对我的折磨又加剧了。那个皮包骨头的护士对我咆哮着喊道，“我们在给你服用锂，那些专家们将来会在你的血液里发现这些药物。”
“什么专家？”我喊道。“你在和谁一起工作？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
没有解释。
而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我还能记住的就只有对我的毒打了。那个金刚总是先开口说话的人，当他们走进房间里的时候，他对我吼着，“女士，今天我们要打垮你的精神。现在没人会在乎你，没人会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感兴趣，在这所医院里也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我对那顿毒打记得最清楚，因为我从未像那次那样顽强地反抗过。我还有指甲，我用尽力气抓着我能碰得到的每一块皮肉，使劲地抓着、抠着、踢着。我就像是一只破布娃娃被狠狠地摔到了地上，被人踢着、踩着。而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就是一场游戏。所有这些让我觉得好像跌进了更深不可测的地狱之中。人怎么能如此接连不断地虐待另一人，而感觉就好像是例行公事一样呢？
我还记得在我那低沉的呜咽声中，金刚对我讥笑着说，“瓦格纳，我们把你折磨够了之后就把你扔进盖尔韦斯顿海湾，让那里的鱼把你像一块垃圾一样地给吃掉。”
他正在刺激我，我能看出来。或许他说得是真的？
我躺在了床上，献血从那些重新开裂的伤口里又再次 地流出来，我的右眼只能半睁着（左眼已经完全不好使了），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感到剧烈的疼痛。我比平时更清醒地意识到，我快要死了。
隔着门----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开着还是给关上了----我听到了那个和金刚在一起的家伙的恶毒的笑声：“这头老山羊还能再挺下去吗？我们在这里还得熬多久？她到底是用什么作的？”
一阵阵的笑声冲淡了他们低沉的说话声。
接着，房间里突然响起了我听过的最动听的一句话。这是对那个警卫的回答，但却被我听到了：“她是用坚韧的纤维做成的。”
我母亲会说出这样的话！但那不是她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那或许是天使的声音。
我只知道我已经来到了死亡的悬崖边，时刻准备着跳下去，心里也甘愿跳下去，可是那些动听的话语仿佛就是抛向我的一根救生绳索，给了我新的希望。
我曾被仇恨和冷漠的海水所吞没。但我知道这动听的话语是真的。我的母亲过去经常对我说同样的话。我是用坚韧的纤维造成的。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而我还活着。
我是一名有着与众不同的理想的幸存者。我紧紧抓住了在这精确而完美的时刻里的鼓励，选择了活下去的道路。而那些坚韧的纤维，我生存的本能，在我的血管里有规律地跳动着。
但我不久就会知道，在我能真正再次活下来之前，我将不得不先穿越一条人类最无法想像的非人间的地带。
我将不得不死去。